英译者序

  凡熟悉荷兰改革宗教会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两位伟大的人物,一位是凯波尔(Abraham Kuyper),一位就是本书的作者巴文克(Herman Bavinck)。他们实是使基督教有所成果的英雄人物。他们的工作从始至终,在本世纪,在欧美,对历史基督教的福益,实是神所赐福的。

  巴文克出生于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十三日。父亲Jan Bavinck 是教会中的一位牧师,于一八三四年为了坚持历史基督教的传统,而脱离荷兰国教。年轻时的巴文克,在高中时代是学校里的高材生,成绩卓越,后来就进入本教会所办的肯本(Kampen)神学院,但仅在此读了一年 ,就转学至黎敦(Leiden)神学院深造。黎敦神学院在两件事上帮助了他:第一,重视学术;第二,很早就接触到现代神学的思潮。这两方面都对巴文克有很大的帮助。巴文克在其人生的事业中,有非常坚实且高尚的神学知识的理想,在纯正信仰的基督教占很高的地位。由于他非常熟悉新宗教的思想,以致加深了他对加尔文主义的信念,并令他有资格成为一位神学家,同时实际地处理目前的问题。

  一八八O年,他从黎敦神学院毕业,论文题目即为《慈运理的伦理观》”。毕业后在富兰克教会任牧师一年后,即转任肯本神学院系统神学教授。当他在肯本教书时,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三次请他去任教,他只在第三次时才答应。
  巴文克根本就是一位系统神学家,一八九五至一九O一年出版了改革宗的教义神学共四大卷(Reformed Dogmatics),为其在肯本任教时的成果 。另一本则为神的教义(神论),为韩瑞森博士编译,于一九五一年在美国密西根州大湍城(Grand Rapids)出版。其次即为本书,《我们合理的信仰》,于一九O九年出版,而荷兰文的名称则为《神奇妙的作为》,是四大卷的系统神学教科书。《我们合理的信仰》一书,较无专用术语,较系统神学更通俗,而且完全以圣经经文作辅助,但却与最伟大的系统神学论书不相上下。本书清晰地陈明有关圣经教训的基本要道。有人说巴文克的哲学强于他的神学。他的神学显示了一受过训练,有知识的哲学家的纪律,那是不错的,但他首先想作的乃是在系统神学中作一圣经的系统神学家。正如蓝佛(Landwehr)所说:“巴文克正像加尔文一样,从圣经中采取其思想来表达他的概念,并总是受圣经的引导。”此外,在他的神学教授中,于宗教实质上他并不存着一种观望的态度。他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就职演说(题目为《宗教与神学》,一九O二年)中就说:“宗教就是敬畏神,是启发一切神学调查研究的因素。而神学家就是勇于说到神的人,因他所说乃是从神而说,并且是藉着神说的。承认神学就是作圣工。神学就是在神的家中作祭司的工作,本身就是敬拜、头脑与心智的奉献,来荣耀神的名。”

  巴文克两次访问美洲,第一次是在一八九二年,为改革宗与长老宗的联合会所邀请,于多伦多大会上证道,题目是《宗教改革对人民与国家道德情况的影响》。第二次则是在一九O八年,为美国普林斯敦神学院司东讲座(Stone Lectures)所邀请证道。自此他的名字便与当代最杰出的加尔文派神学家凯波尔、华飞德、赫治与奥尔等并驾其驱。他的著作译成英文的有赞美的祭物、神的国、启示哲学与我们合理的信仰。

  总而言之,巴文克为了他合乎圣经的改革宗基督教所作的护教工作,在其心中有四项反对的事,认为它们都具影响力,在改革宗范围内外各有两项。外部的影响力即新神学派与天主教,内在的影响力一个是死气沉沉徒具形式的纯正信仰派,另一个则是逃避的敬虔主义。他时常且有力地抵挡这些外在的势力,例如他赞成普遍的加尔文主义介入世界中,而反对宗派孤立的敬虔主义来逃避世界:“我们不是一个派别,我们不想、也不能另成一派,除非我们否认真理的绝对性格。当然天国不属于这世界,但是天国却的确要求每件事都为它效命。天国是独一的,不容许有任何独立的或中间性的国度与它平行存在。自然,若叫这个世界自行其道,不管世界,而在安安静静的隐退中寻求自己的力量,当然是很容易的。但此处却不容许这样的安舒稳妥存在,因为如果凭着感谢的心领受,那么凡事就都是好的,没有什么可以拒绝,因此若拒绝的话,那就是对神忘恩负义,也是对神恩慈的误断与低估。我们所从事的战役就是抵抗罪,因此,不拘我们信徒被安置的关系如何复杂,也不拘社会、政治,特别是科学上的问题如何严肃困难、无法克服,但如果我们假藉基督徒的动机,或认为此世代是属魔鬼的文化,而想从此挣扎中退缩下来,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不忠与懦弱了。”
  以上就是巴文克为辩护他的信仰,在一篇名为基督教的大公性与教会的致词中发表的言论之一。那是一项代表性的说法。他继续说道:“信仰具有胜过世界的应许。”海普博士(Dr. Hepp)在他所写之巴文克传的结尾处,非常适当地写了以下这些话:“当他说到加尔文时,也与加氏一同主张:后人实无法找到更好的方法来尊荣他们的先驱与指引者,只有以心和口一同宣认:万有都是本于他,倚靠他,归于他 。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。”

                   Henry Zylstra 谨识
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九五五年八月